如何为人的生命定价

新鲜空气带来的健康益处通常难以量化，但治理污染却伴随着真金白银的投入——设备更新、产业转型及家庭节能成本。为了在经济决策中衡量环境规制的得失，成本收益分析至关重要。然而，当收益涉及“避免患病或过早死亡”时，如何评估人类生命的价值便成了经济学中最棘手的难题。

EPA的政策转向引发争议
美国环境保护署（EPA）近期宣布，在进行规制成本收益分析时，将不再为清洁空气带来的健康益处设定价格。官方理由是这些收益的价值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然而，批评者认为，这是一种变相削弱环境监管的手段，遵循了“未被计算的即不存在”的逻辑，试图通过拒绝定价来贬低环保的价值。

从“人力资本”到“统计生命价值”
历史上，监管者曾试图量化生命价值：

人力资本法（Human-capital method）： 基于个人一生潜在的收入预期来定价。因忽视了无收入者（如儿童、老人、全职照顾者）的价值，导致其价格被归零，该方法最终被弃用。
统计生命价值（VSL）： 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提出，生命价值应取决于人们愿意支付多少钱来降低死亡风险。例如，通过计算人们为提升车辆安全性能而愿意支付的金额，从而推导出预防一次统计学上的死亡所付出的成本。这不代表生命的绝对价值，而是社会为挽救生命所愿支付的限度。
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s）： 英国NHS采用此法，将预期寿命与生命质量权重挂钩，用于分配医疗资源，认为挽救年轻人的生命比挽救退休老人更有“价值”。

结论：不问价值，后果更糟
为生命定价虽然冷酷，却是不可避免的政治与经济现实。经济学家指出，这些评估方法虽然存在瑕疵，但远比“拒绝定价”要好。若监管者完全放弃设立基准，就等于默认生命的价值为零，这不仅无法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反而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社会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