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为什么执着于扫荡独立书店？字里行间的“国安大戏”
7月15日旺角扫荡现场
- 留下书舍（Have a Nice Stay）：警方突击搜查了这家位于旺角的独立书店。现场收缴的书籍数量远超预期，甚至装满了搜查箱，最后不得不塞进旅行箱拖走。一名身穿“我是书店店员”T恤的戴眼镜女性随后被警方带走。
- 田园书屋（Greenfield Bookstore）：同一天，附近另一家老牌书店“田园书屋”也遭到突袭。便衣警察在半掩的铁闸外粗暴地驱赶路过的记者。
- 仅仅在今年，香港就已有至少11名书商被捕。自2020年实施严厉的《国安法》以来，港府针对销售“煽动性”书籍的商户展开了持续的整肃。
让人费解的“实体书执念”
舆论对官方的这种强硬手段感到困惑。首先，如果说争议性书籍存在危害，那更易传播的互联网才是主要阵地，实体书店的传播力相对有限。其次，公开突袭实体书店无异于昭示强权压制。尤其是对于高度关注香港政治局势走向的台湾社会而言，这一幕极具冲击力。而曾因“铜锣湾书店案”成为禁书战役首批受害者之一的林荣基，刚于7月2日在台湾逝世。
这种针对实体书店的执念，显然不是为了“防止读者接触敏感内容”。港府从未明确界定哪些书是“禁书”。在搜查前一天，“留下书舍”便宣布计划结业，直言无法适应官方“模糊的红线”。而警方在现场搜走如此庞大且杂乱的书籍，也暗示连执法者自己或许都不知道红线划在何处。
这其实是一场演给三个群体看的“政治大戏”：
演给独立书店及其顾客：抹去集体记忆
许多现存的独立书店都是在2019年社会运动后开设的，有些书店曾举办相关活动，或销售带有示威口号的纪念品。2021年关闭“烽火书馆”（Bleak House Books）的店主Albert Wan指出，当局的目的是要“压制关于那段历史的集体记忆”，并惩罚那些“不肯保持沉默”的书商。演给普通香港市民：宣示硬实力，污名化抗争者
出版人鲍朴（其出版的政治历史书在内地被禁，但在“田园书屋”有售）指出，这是一种“硬实力的展现”。其目标不是书本身，而是残留的抵抗意志。警方的高调搜查是在向市民释放信号：“这些人就是坏人”。演给北京“老板”：自证价值与政治表态
国安法实施以来，港府已在国家安全上花掉了180亿港元（约23亿美元），警方需要用高调的行动来证明这笔巨额开支的合理性。同时，港府也急于向北京表忠心。就在搜捕前一天的7月14日，中联办前法律部部长王振民刚警告称国安风险“显著上升”，并敦促强化“执法机制”。
可以预见，香港这场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政治大戏，还将继续上演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