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塔·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皮埃尔-奥利维埃·古兰沙（Pierre-Olivier Gourinchas）和海伦·雷（Hélène Rey）近期在《经济学人》撰文指出，不应将中美的贸易失衡归咎于人民币估值过低，汇率只是国内储蓄与投资选择的结果，而非调整失衡的独立政策杠杆。然而，这种观点过于片面，低估了汇率作为政策工具的主动性。
汇率是政策杠杆，而非单纯的“反射镜”
将人民币仅仅视为深层结构扭曲的被动反映是错误的。在短期内，汇率本身就是一项关键的政策杠杆。在体制上，限制中国国内消费的制度力量，同样在阻止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人民币汇率并非游离于失衡之外，它本身就是制造和维持这种失衡的重要渠道。
这种失衡的溢出效应正愈发明显。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创下1.2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幅达五分之一 [1]。超具竞争力的汇率使中国商品在海外保持廉价，迫使竞争对手同样压低本币，从而向全球输出通缩。
相比遥遥无期的结构改革，汇率调整更具可行性
有观点认为应通过结构性改革来促进消费，但历史证明这见效极慢。2024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40%，与20年前几乎持平。两届政府的承诺并未实质性改变这一结构。相比之下，改革承诺可以被无限期搁置，而汇率水平则是每日可见且可直接调整的。
根据IMF《2026年外部部门报告》，人民币估值偏低约21.3%。如果人民币升值并弥补这一差距，将带来多重积极效应：
- 促进再平衡：需求将从国内商品转向进口，有助于出清国内过剩产能。
- 降低成本：减少为了维持低汇率而进行的昂贵的冲销干预，并降低进口能源和大宗商品的成本。
- 缓解摩擦：减少因人民币低估而引发的外部贸易冲突。这不仅是利他，更是利己。
中美失衡的非对称性
中美的失衡性质并不对称。中国的储蓄-投资失衡深植于地方政府财政、国有银行资产负债表以及出口部门的政治分量中，这比受选举周期约束的美国财政赤字更难扭曲和调整。
目前，发展中国家正承受着双重挤压：中国的过剩产能挤占了他们的制造业空间，而美国的财政赤字又抽走了本应流向他们的全球资本。因此，人民币的真实升值配合美国财政赤字的收缩，才是平衡全球需求、避免“以邻为壑”贸易摩擦的根本途径。
症结在于政治抉择
只有中国能推动人民币升值，但其面临着深层阻力。麻省理工学院（MIT）黄亚生指出，提振国内需求要求政府向社会放权，这在政治上面临阻力；而依赖出口和竞争性汇率的供给侧路线则无需政府放权。这解释了为何推动人民币升值以促进全球需求再平衡的阻力如此巨大。人民币是塑造全球失衡的政策架构的一部分，绝非游离于系统之外的装饰性结果。
注：本文作者为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 V. Anantha Nageswaran 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研究教授 P.S. Srinivas。